我们谈宗教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指基督教思想意识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熏染。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对中世纪基督教的激烈批判，对理性主义的热情崇拜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动摇并发生逆转，上帝的权威和宗教的信仰又悄悄在人们心灵中抬头，发展为一种普遍要求复苏宗教的热忱。它同时深深渗透到这一时期标举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中，成为支撑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浪漫主义文学的宗教精神特征在文学中体现为思想上主张重新建立宗教信仰，文学理论上崇尚中世纪基督教文学的诗学，创作上竭力表现理想的彼岸精神世界，充分发挥想象的力量，描写神秘、诡异、奇丽的环境氛围，抒发个人内心痛苦、孤独、忧郁、悲悯等悲剧性的宗教情感。这一时期整个欧洲大陆回荡着“回到中世纪”的文学呼声。

基督教的思想渗透了整个欧洲，从英国到法国，从德国到意大利，欧洲文学这一时期随处都可看到基督教意识的熏染。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最早产生于德国，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从总体来看基本上属于消极浪漫派，它与德国基督宗教思潮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如此后德国诗人海涅在其《论浪漫派》中所言：“它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物里，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海涅称“德国浪漫主义”是“苦难之花”，亦是受到德国浪漫派主要代表诺伐里斯，原名冯•哈尔登贝尔格的作品的启迪。在其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亨利希·冯·奥夫特尔丁根》中，诺伐里斯描写书中主人公青年抒情诗人亨利希在梦中看见一朵‘“蓝花”(亦译“青的花”)，此后便念念不忘这朵“蓝花”。由此，“蓝花”乃是浪漫主义无限渴望和憧憬的神秘象征，以后亦成为消极浪漫主义的典型标志。由于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也不一样。因而，浪漫主义文学在各国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本文试以英国、法国基督教意识在文学中的蔓延为例，阐述其对文学的深刻影响。

1、基督教思想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在基督宗教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则是英国消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其主要代表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这三位诗人因曾长期居住在英国北部湖泊很多的幽僻地区，故被称为“湖畔诗人”。他们都曾从基督宗教非理性义思潮中获得过创作灵感，而且柯勒律治本人亦为这一时期英国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他们的亮相标志着始于1世纪的基督教非理性主义在英国文坛上的崛起。

英国“湖畔诗人”在政治理论、宗教情趣及文艺美学观点上倾向于1世纪的基督教非理性主义思潮和神秘主义表述。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称其为“黑暗的梦境”，对之采取了“回避”、“超越”的态度。其“回避”使之归入自然：他们徜徉在僻壤幽乡，陶醉于湖光山色之景；其“超越”则使之向往天国，他们追寻着基督信仰，沉俪于神灵庇佑之梦。而其所居“湖区”遗留下来的古代宗法制农村社会关系，又使他们萌生出思古幽情，将资本主义以前的中世纪生活加以美化和理想化。华兹华斯乃英国“湖畔诗人”的魁首，1843年曾得到宫廷桂冠诗人的称号。在为《抒情歌谣集》所写的序中，他劝人们安于现实，用基督宗教的坚忍精神作为生活的慰藉。因此，华兹华斯的作品在渲染这种劝慰主题时就立意深化人生的罪恶感和悲剧感，勾勒出忍辱负重、跪踢而行的人物特征。在其诗景描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如血的残阳”、“死寂的月光”、“没有人迹的荒地”、“寥寥无几的牧草”等这类笔触，给人一种阴森暗淡的色调和沉重失落的感受。这种感受使诗人陷人孤寂，只能“在孤独中沉思，思考人类，思考自然，思考人间生活”。但他相信人类的命运终究会得到改变，在其长诗《曲》(亦译《诗人心灵的发展》)中也曾激动地写道：“我相信这样的穷途落魄在不久的将来会从此绝迹；我相信我们行见慈母大地将随心所欲来补报这谦顺穷困、刻苦耐劳的孩子。” 然而，他并不认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是通过革命运动或人民起义所能达到的，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那神秘莫测、不现形迹的“天意”。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柯勒律治乃乡村牧师之子，自幼受到基督宗教的熏陶。他既是诗人兼散文作家，又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和英国语言大师，而且还是基督宗教非理性主义神学在英国文学界的主要代表。1798年，他与华兹华斯合写的诗集《抒情歌谣集》出版。这部诗集曾蜚声英国诗坛。它收集了许多具有基督教意境和神秘思想的作品，因而被看做是英国消极浪漫主义的公开宜言和体现宗教主旨的诗歌撷英。他们认为，诗的使命在于维持人与“造物主”之间的联系，证实人间世界是超自然来世的“不完全反映”。为了加强这种对比的鲜明程度，柯勒律治进而宜称现实乃“黑暗的梦境”，而诗人则可以借助想象力所创造的幻想世界来对照这一“黑暗的梦境”。但这种“想象力”并非凭空而来，其根源乃在于“理想的意志”，而柯勒律治就把这种意志等同于“神”的观念。为此，他推祟“诗歌神授”的观点，声称诗人是圣者，是神人之间的媒介，能凭借来自上苍的灵感去“睑视往古，远看未来”。在《抒情歌谣集》中，他们二人各有分工，柯勒律治负责“描写超自然的人与事”，而华兹华斯则力求在叙说“平凡生活的变故和际遇”，以及在展示“美丽而永恒的大自然生活”中“把新颖的魅力赋予日常的事物”。为与世俗传统相区别，他们强调诗作的想象力来自《圣经》所体现的希伯莱文明和基督宗教传统：“热切而沉思的想象力之伟大的储藏室，要数《圣经》与弥尔顿作品中那些预言性与抒情的部分。”

骚塞这位桂冠诗人虽未参加《抒情歌谣集》的编写，但其创作亦心同此情，与之共鸣。他在其咏史之作《耶路撒冷的毁灭》和《西班牙无敌舰队》中同样体现出人类命运取决于“天意”和“超自然”的主宰这一信仰观念，而其长诗《贞德》则是对中世纪社会的讴歌和对其传奇生活的神往与仰慕。此外，骚塞的诗歌(审判的幻象)、(破坏者塔拉巴》、《梅多克》、《喀哈玛的诅咒》和《最后的哥特人洛德力克》等，也都是其基督宗教观念和理想的典型。

“湖畔诗人”的追随者或其弟子还包括兰姆、威尔逊，笔名诺斯，德·昆西等人。总体而言，1世纪欧洲突显的基督宗教思想中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对““湖畔诗人”的诞生及其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和精神支撑作用，并使其作品获得“磨难中的坚忍”、“失意中的逍遥”、“纷乱中的幽静”、“‘愁惨中的微笑”、“‘不幸中的超然”和“痛苦中的极乐”这种人间绝唱的独有魅力，创造出一种震撼心灵的悲剧之美。

2、基督教思想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法国消极浪漫主义以夏多布里盎、拉马丁和维尼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其文学创作中力求重新树立基督宗教的权威，积极倡导基督宗教神学对文学艺术的指导，希望文学作品在其内容上能体现出基督宗教之"真谛”。1802年夏多布里盎发表的论文“基督教的真谛”即这一主张的宣言书。论文讨论了上帝存在、灵魂不朽，以及文学艺术等问题，乃是“为普世基督教所作的慷慨热情但又技巧娴熟的影响甚广的辩护”。他为了证实只有基督宗教才能促进真实的诗歌之发展，将其论述从理性论证转向美学感受，认为“艺术与文明正是在基督教传统中找到自己的主要源泉和支持的……基督教庄严的真理与神圣的权威，就在于它那无与伦比的美”。这样，夏多布里盎“以恰当的浪漫主义方式，把普世基督教视为一切人类理想的普遍象征”。

这些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回归宗教、追求神秘、体验神圣之意趣，多借助“理想化”的基督宗教的中世纪来发思古之幽情。他们以原野的落日、沉寂的自然及宁静的夜景来表述冥冥之中上帝的存在，用高耸人云的哥特式教堂和神权至上的中世纪社会来描绘基督宗教的理想世界，借玩味孤寂、咏叹死亡和感慨人生来体现基督宗教的诗意与美感。其代表性著作包括夏多布里盎的小说《阿达拉》和《殉道者》、游记《从巴黎到耶路撒冷》以及自传《墓外回忆录》，拉马丁的《沉思集》、《新沉思集》和《诗歌与宗教和谐集》，以及维尼的小说《军人的屈辱与荣誉》、剧本《却特顿》和诗歌《命运集》等。而且，维尼的诗歌《摩西》、《参孙的愤怒》和《橄榄树山》还直接运用了《圣经》之典。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亦在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和发展，如俄国的普希金,茹可夫斯基，意大利的佩科利和曼佐尼等，均是其知名代表。这些浪漫主义文学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基督宗教思想的影响，如佩科利的悲剧《利米尼的弗朗西斯科》和自传《我的囚徒生活》，以及受佐尼的组诗《圣歌》和小说《约婚夫妇》等都宜扬基督宗教的温顺与宽容，主张靠基督宗教的道德力量和博爱精神来培养人的高尚情操，达到人的自我完善，以便能顺应天意，摆脱人生的迷津和绝境。